今天我们来厘清一个常见的历史“爽文”逻辑：
“皇帝被文官集团架空，为什么不扶持一个武将集团来制衡他们？”
这个问题被很多人理解为，明朝的皇帝软弱无力，被文官集团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却想不到引入武将来打破僵局。
但事实上，这种理解是把问题想简单了。不是说皇帝没有这么想过，而是说这盘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凶险。
借着这个由头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，也正是明代皇帝在文武制衡中的真实困境——
如果你要问这有什么意义，那么不管是文官集团还是武将集团，对于如今都没有任何意义。
但是，通过其中的变迁与博弈，我们却可以理解皇权安全与治理效率之间的矛盾关系。
这是不是就有现实意义了？
展开剩余81%在中国历史上，“以文制武”是宋代以来的基本国策，明代更是将其发展到了极致。
但即便如此，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矛盾也贯穿始终。
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：为什么大明皇帝不把扶持武将集团作为一项长期国策，来对付日益强大的文官集团呢？
这里面，最起码有三个层面的现实考虑：
首先是国祚安全。
在这个问题上，皇帝看到的历史和我们看到的截然不同。
我们看到的是文官集团的“恐怖”，但皇帝看到的是武将集团的“危险”。
在东亚的文化圈里，手握兵权的武将始终是悬在皇权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李氏朝鲜的建立，大将李成桂掉转兵锋，便开创了一个新王朝。
对于皇帝而言，文官集团再怎么“恐怖”，最多是让自己的权力被架空，施政处处受阻；
而一个失控的武将集团，却是可以直接要了自己和整个王朝的命。
一个是皇权“权威”的问题，一个是皇权“存亡”的问题，孰轻孰重，一目了然。
更何况，皇帝并非完全没有暴力支持。
锦衣卫、御马监和京营的存在，本质上就是皇帝亲自掌握的、独立于文官与外廷武将之外的暴力机器，是皇帝用来保证自身安全的“嫡系部队”。
其次，是武将的管理能力与忠诚度都存在问题。
一般来说，管理层级越细，需要的专业技能越高。
武将集团对于权力的掌握是极为粗糙的，他们是权力的暴力支撑，但在国家日常的庶务管理上，既缺乏专业技能，也没有话语权。
让他们去制衡文官，就像让一个搏击冠军去和一群律师辩论法律条文，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。
而且，武将的立场也未必可靠。比如名将戚继光，作为世袭军官，却与内阁首辅张居正关系过密，甚至自居“走狗”；
又比如，历史上大批文官本身就能上马杀敌，于谦、王阳明等人不仅能参赞军机，甚至可以直接指挥战事。
在这种文武交融渗透的情况下，皇帝如何能确定，自己扶持起来的武将，不会转头就和某个文官派系结成新的同盟，反过来给自己造成更大的麻烦呢？
而除了这两条原因，皇帝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：
宦官集团。
虽然宦官名声不好，但站在皇帝的角度，他们简直是制衡文官集团的完美工具。
首先，他们绝对忠诚，因为其一切权力都来源于皇帝，一旦皇帝失势，他们便一无所有，生理上的缺陷也杜绝了他们篡夺皇位的可能。
其次，他们可以深度参与具体事务运作，无论是通过税关太监为皇帝捞钱，还是通过东厂这样的机构监视百官，都能精准地切入文官集团掌控的权力肌体。
最后，他们还能对文官集团产生巨大影响力，吸纳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，形成所谓的“阉党”，直接在朝堂上与文官集团分庭抗礼。
看过这三个方面的论据以后，你是不是也觉得，扶持武将集团确实不是一个好主意？
然而，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，即便风险重重，大明皇帝们也并非没有动过这个念头。
扶持武将集团或许不是国策，但作为一种权术手段，他们也曾多次尝试。只不过，这些尝试的结局，大多都证明了这条路的凶险。
比如，明武宗朱厚照就曾大力扶持边军出身的江彬。
这位从前线杀出来的猛人一度权势熏天，但他的好日子也随着武宗的驾崩而到头。
新继位的嘉靖皇帝几乎是立刻就将他满门抄斩，连行刑过程都来不及观摩。
到了嘉靖朝，皇帝本人也扶持过武勋世家出身的郭勋。
郭勋镇守两广，在屯门海战中将葡萄牙人赶下海，可谓功勋卓著。嘉靖元年，他因功被拔擢，后封翊国公，提督京营，风光无限。
可到了嘉靖二十年，仅仅因为一句“屁大点事还值得下个旨”的牢骚话，就惹得龙颜大怒。
皇帝下令百官议罪，百官初议死罪，嘉靖不允；复议，还是死罪。嘉靖再次不允，却也不再议罪，而是把他关在诏狱里。
一年后，这位曾经的翊国公，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狱中。
已经很明显了，明朝皇帝不是没有扶持过武将，武将也不是没有过重新抬头的机会。
只不过，这些被扶持起来的武将，在失去皇帝的绝对信任或靠山倒台后，很快就会被文官集团和新的皇权一起“摁死”。
很多时候，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朝堂博弈，最后都会回归到一个最朴素的逻辑：
皇帝在“被架空”和“被取代”两种巨大的风险之间，往往只能选择前者。
扶持武将这剂猛药，看上去能治文官集团的病，但副作用却很可能是要了自己的命。
古今皆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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